1、

“东方之珠”的逆袭童话

在华人世界里，有一个关于成功人士逆袭的“套路”。大致是：一位大陆来的穷小子，逃难来到香港，凭借着精明、勤奋和机遇，十年后成为了社会名流、富商高官。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华人首富李嘉诚。

1940年，12岁的李嘉诚跟着父母逃难来到了香港，在他们身后的潮汕老家，正经受着日军炮火轰炸，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以难民身份来港的李家人，寄人篱下，生活穷困。以至于李嘉诚初中时不得不辍学去当钟表学徒，才能减轻家中负担。

十几年后，靠着妻子兼表妹庄静庵家的财力资助，李嘉诚开办了塑料花厂，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又靠着敏锐的投资眼光和历史机遇，进军房地产，低买高卖，穷小子逆袭成为顶级富豪。

就在李嘉诚提着公文包，在香港大街小巷做推销员的时候，一位24岁的浙江男子来到香港，他叫查良镛，是《大公报》香港分社从内地新调来的编辑。

香港人说：“工字不出头”。在《大公报》做了十几年，查良镛开始自立门户，拿出所有的积蓄创办了《明报》，头一年亏损严重，以至于连夜赶稿却连一杯咖啡都舍不得喝。

为了促进报纸的销量，他不得不以“金庸”为笔名，在《明报》上连载当时文人认为“最贱格”的武侠小说，自此一连写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经典武侠小说，风靡全球华人圈。

而当时和金庸共事的还有一位来自广西的青年梁羽生，他比金庸晚到香港两年。

1950年，刚从岭南大学毕业的梁羽生，那时候还叫做陈文统，他因为收到家信，说父亲被人诬告下狱，让他速回。刚回到广西老家，他的一位同学拦住了正在赶路的他，告诉他：“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运动，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梁羽生听了这话，星夜逃到香港。

有着相同家世经历的金庸和梁羽生一见如故，两人都爱下围棋，常常白天工作完，晚上执子对弈，几番棋盘厮杀，不知东方既白。

而更为后生仔的“香江四大才子”倪匡，此时还在香港的工厂打杂，他1956年从呼伦贝尔的农场“出逃”，历经三个多月，靠着刻假章、吃老鼠，通过扒火车、骑马、坐船等多种交通来到香港。

踏上香港土地时，他一无所有，两眼抹黑，三餐无着，四壁家徒，白天去工厂做苦力，晚上去夜校蹭课，竟然只靠着一支笔，写稿致富。

根据统计，在香港的富豪里，有一半都是从深圳“逃”过去的。“东方之珠”，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避难所”。

2、

“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

1841年，香港正式开埠时，全岛共有20个村落，3650个村民。179年后，今天的香港，有18个区，人口突破740万。

一百多年的风雨历程，几百万华人在香港创造了奇迹。这个“难民之岛”、“移民城市”，从一文不名到今天闻名世界，有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以讲。香港的移民潮，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出现在香港开埠的前40年，人口由几千人涨到了16万。

作为一块满清割让出去的土地，当时的香港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渔港，英国人形容这里是“细小、荒芜、不卫生、无价值”、“比非洲的塞拉利昂更差，因为更不卫生，而且离英国更远”。英国人刚开始还想要拍卖香港的一些土地，可是没有多少商人对这块荒地感兴趣。

但就是这样一块荒地，却吸引了十几万华人前来投奔，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南方的战乱。“太平天国”正和清军交战，祸及黎民。为了躲避战乱，十几万人宁可全家迁移到荒地香港。

移民潮的第二阶段，是30-40年代的十年。这十年香港人口暴增，从84万增长到160万。

那十年时间，中国正处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日寇虎视眈眈，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而国内军阀们的战火暂时还没有烧到这里，所以，几十万大陆居民携家带口，迁居来港。

1950年开始，是香港移民潮的第三阶段，人口每年都呈直线上升。

对于从内地涌入的“难民”，香港也经历过摇摆。

比如一段时期只要抓住逃来的人，立即遣返，可这样的“绝情”没能坚持很久，因为两地人民之间“剪不断”的乡情，和大陆“难民”们令人恻隐的惨状，香港采取了“抵垒”政策，只要你能够成功来到香港而不被抓到，到达市区之后就可以在香港居留。就像垒球比赛中，跑到下一垒只要及时触垒便可过关。

另外，民间对于难民的包容就更多了。香港很多市民本身祖籍就是在广东，和这些难民同根同源，不管是出于亲情还是人性，都起了恻隐之心。他们自发地帮助刚刚从河里游过来的难民，从食物和水，当香港警察押着即将遣返的难民，他们堵在车子前面，迫使警察放人。

第四个阶段，是1990年至今，抵垒政策取消，移民香港只能通过合法途径。

这其中有曾经风靡一时后来被关停的“香港投资移民”，这项移民政策要求投资1000万港币，对于内地的富豪们来说，把1000万通过合法途径投资到香港，正是求之不得，更何况还能拿到香港身份证。

1990年至今，香港人口从560万涨到了740万，180万新增人口中，有大约100万是来自内地的移民。

除了给苦难的中华儿女提供生存的土地，香港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功能——中转站。

很多华人都是先通过香港作为跳板，然后移民去世界各地。

著名人士如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音乐家马思聪。1967年，当马思聪听收音机对海外侨胞的节目里不再播放《思乡曲》，而换成了《东方红》，他终于下了离开的决心。趁着肝病复发被准予回家的间隙，他匆忙离开北京，几经辗转来到香港，在从香港中转，前往了美国……

正如《东方之珠》所唱：“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

3、

“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历史的车轮缓缓前行，香港作为中国人“避难所”的功能已经告一段落。如今的香港，是“一国两制”的特区，是国际金融中心，是中西文化完美融合的城市。

这里有着令人惊艳的各种“世界排名”，证明着黄皮肤的中国人，一样可以创造一座国际化的现代文明都市。

在2019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中国香港的“政府效率”“营商效率”“经济表现”“基础设施”4项分别排名全球第一、第二、第十和第二十二。

2018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香港仅次于纽约和伦敦，排名全球金融中心第三名。

2019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香港39个学科打入世界50强。

在今年年初公布的“亨氏护照指数”中，中国香港护照以免签168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世界第19位。

香港的经济自由指数，更是从1994年到2014年，连续20年排名全球第一。

这些，还只是冰冷的数字排名，有一种排名，是我们经常容易忽视的，就是香港对祖国的贡献，和香港人民对祖国的热爱。

上个世纪50年代，列强封锁，中国辽阔的海疆处处都是“链条”。是香港承担了物资进口，支援祖国的重任。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初启，香港企业家们响应政策号召，回内地投资创业。1979年，香港美心集团第二代领导伍淑清，随父亲从香港到北京，签下大陆首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由于其注册编号为“001”，伍淑清就被称为“001小姐”。伍淑清之后，无数港商来内地投资，为改革开放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祖国遭受到天灾横祸的时候，香港人民也总是走在前面，慷慨解囊。

1991年华东水灾，香港人民捐款6亿人民币，而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只有3100亿人民币。

1998年水灾，刚刚回归到祖国环保的香港人民又捐款6.8亿元，总额居世所有捐款地区第一。

2008年汶川地震，香港民间捐款就达到130亿元，95%的香港人参与了捐款。

香港市民黄福荣2002年为血癌病人筹款，

由香港出发展开“行路上北京”

这一次次的“感动中国”，既有“团结起来向前看”的大局观，又有“血浓于水，环球同此凉热”的爱国情怀。

请别忘记这些，请别忘记，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我们有着同样永远不变的黄色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