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亚里士多德关于诗和历史的概念：

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其所描述的是一个完整的行为，有自身的起承转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而历史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其所描述只是一个有限的时期，描述了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发生的事情出现的人物，而各个事情和人物都是独立存在的，并不构成有机整体。

所以私以为可以这样讲，各阶段的历史为诗提供了题材（母题），经过诗人的归纳和演绎成为了诗，诗是浓缩了的、精华的历史。因此更具有“普遍性”。

同时，这种经过了归纳、演绎的普遍性往往比真实的历史更加“可信”，更加“真实”。

算是对柏拉图的一种反叛。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历史更多编年史，没有“纪传体”历史这种能够更好揭示规律和本质的历史。
在那个时代的哲学家心中，规律和理式最真实。
亚里士多德摆脱了老师柏拉图的艺术与真理隔两层的说法。

表现主义在美国的代表科林伍德是这样认为的：在柏拉图的时代，是以早期希腊雕塑和埃斯库罗斯戏剧为代表的巫术艺术逊位于滚滚而来的新型艺术的时代，柏拉图处在一个伟大文明的危机时代，而不遗余力地攻击新兴的娱乐艺术（与之对应的世俗人本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亚里士多德清楚地看到了娱乐艺术激发的种种感情，是在娱乐之中得到了释放。所以亚里士多德会更加赞同这种带有人性真实的东西会比历史更真实。

个人认为历史是回溯过去，而诗歌是面向未来。。历史应比诗歌更具严肃性。

刚考完西方文论的人前来回答。

这个命题是亚里士多德对他的老师柏拉图贬低现实和现实的模仿者也就是艺术的一种反驳。亚里士多德的语境里，肯定了现实的真实性，也肯定了模仿现实的诗歌艺术的真实性，并且认为诗比个别的现实现象更加具有真实性。

如 熹微 所答，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所描写的只是业已发生的个别的事情，而诗所写的是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反映世界本质和规律的，具有普遍性的事情。因此诗歌比历史具有更高的真实性。

普遍和真无疑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共同追求的东西，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我们可以和柏拉图对比着看。

我们知道柏拉图有一个可能会让我们不舒服的观点“城邦要驱逐诗人，只保留服务于政治的文艺”，就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来说，柏拉图认为，现实美高于艺术美，诗歌艺术是不真实的。

然而，柏拉图否定美吗？似乎没有，柏拉图在《斐德若》里将人分为9等，其中，第一等人是“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而第六等人是“摹仿者”。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而现实世界又是理式世界的摹仿，所以艺术不真。

希腊人对“艺术”的理解显然和今天不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否定的诗人和艺术家是“摹仿者”，是第六等人，即运用技巧知识从事生产劳动的“手艺人”，柏拉图之所以轻视艺术技巧和他的奴隶主地位（因而会轻视奴隶和平民所从事的生产劳动）以及他对诡辩学派的痛恨（诡辩学派的许多人爱谈文艺和修辞学技巧）有关。

《斐德若》里面提到的第一等人“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是他在《会饮》篇中指出的达到“美感”教育最高成就的人，即“哲学家”，这个“爱”的“美”不是艺术美，和技术与技巧无关，这个美是认识（思辨）的而不是实践的，是抽象的而不是形象的。

所以，可见柏拉图对于美的理解和我们有所不同，柏拉图认为美和真是相通的，他认为理式世界最真，而艺术是对于理式世界的第二层模仿，可以说是很不真了。

柏拉图理解的美和善也有关，柏拉图认为，荷马史诗和悲剧、喜剧会破坏希腊宗教崇拜神和英雄的中心信仰，又使人性格中的理智失去控制，所以破坏了正义，诗是有损正义的，因此，柏拉图认为诗只能歌颂神和英雄，内容上只能说好，另外形式要简朴，并且要固守几种类型。

在柏拉图的观点中，有一个是“德性即知识”，显然善和真是相通的，而美和善、真也是相通的，不真、不善的艺术就不是美。

亚里士多德的立场看似和柏拉图不一致（柏拉图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对诗则是友好的），但是显然他们有着共同的对于真的追求。

他们都追求真，为什么会对于艺术和诗有着不同的立场呢？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于真的标准是不同的，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更加真实的是“理式”，艺术摹仿的又是真实程度低一等的现实世界的外形，所以艺术不真，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比现实世界更真实，因为艺术所摹仿的不只是柏拉图所说的现实世界的外形，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合情合理的不可能”和“不合情理的可能”，“不合情理的可能”是具有偶然性，见不出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但可能发生，甚至已发生了；而“合情合理的不可能”则是事实上虽不真实，但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假定某种情况是真实的，在那种情况下某种人物做某种事和说某种话就是合情合理的。由此，亚里士多德指出，艺术作品的内容即使是虚构的，但只要合情合理，也是可以接受的，这种艺术的逼真不在于事实上的真实，而在于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显然，亚里士多德对于诗的友善态度和“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有关，藉由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为真实，因为诗所写的现实是经过提炼的现实，比带有偶然性的历史中的个别事件具有更高一层的真实，更具有普遍性。诗通过行动揭示了人物事迹中的必然性和普遍性。

我们所说的普遍和真实并不是事实上的，而是诗相比于偶然的历史更加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所以，无论是柏拉图反对诗，还是亚里士多德接受和肯定诗，都是基于对能否传达真理的考察得出来的。这都是形而上学的课题。